四十多年前某天，美國某個寧靜優美的大學校園裡，兩位華人基督徒留學生談到畢業後的去向，互相之間非常不以為然。感情要好的兩姊妹，此刻針鋒相對 …
納莉對司徒苑的想法很是困惑，問道：難道一個亞洲的基督徒，不回去亞洲工作，是不對的嗎？
司徒苑痛苦的盯著納莉，說：但是，當你看到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，尤其來自亞洲的，都集中在美國，而亞洲卻一片貧乏荒涼的景象，你能夠無動於衷嗎？
這是蘇恩佩所著小說《仄徑》裡的片段。《仄徑》或許帶有相當的自傳成份，司徒苑決定告別所愛，告別美國小鎮的寧靜安舒，回到家鄉服侍被遺忘的人群； 蘇恩佩也回到亞洲 —— 先是經濟尚未起飛的台灣，然後是社會充滿暗湧的新加坡，最後是她出生長大的香港，在三地從事（更正確來說是開創）跟青年人有關的文字與文化工作，直至 1982年復活節離世。
《仄徑》裡司徒苑這幾句簡單的話，曾經搖撼過不知多少寄居異國的基督徒學子的心靈，決志回歸鄉土懷抱。蘇恩佩帶著患癌的軟弱身軀，仍展現過人的生命力，同樣感召過無數自感脆弱不全的年輕生命，為上主的國度而燃燒。
恩佩前輩做過的事不算很多，說話更不多，卻以緩慢而優雅的動作，微小的聲音，做了、說了一些當年足以震撼華人教會甚至普世基督教的事情，直到今天，恐怕我們還沒真正接過她三十多年前拋出來的波。
直視社會，面向文化
四十年前，恩佩前輩健康崩潰回港養病，卻跟一片急劇都市化、傳統人倫和價值迅速瓦解的地方碰撞，凝視著正在尋索自我身份而無所適從的年輕一代，於是向上主慨嘆：我能為這城市做什麼？
有人按字面閱讀，以為那是站在道德高地發出的救世者之言，殊不知那其實是一個自感無能為力的絕症病人，不忍見世道崩壞、一代迷失而心焦如焚的哀鳴。一闕現代哀歌，促成了《突破》雜誌和後來發展成的『突破』運動誕生。
雜誌講香港，講鄉土，講青年人的文化和生活，卻幾乎沒有叫人信耶穌。青年學生愛讀，傳媒為之側目，唯獨教會群體渾身不舒服，拋出十萬個為什麼：動用這麼多人力物力，出版了如此精美的刊物，怎麼不把握機會傳福音？類似的疑問，連參與《突破》事工的團隊中間都有。
結果蘇恩佩煞有介事的在基督教報刊撰文，解說他們的事工理念，令『福音預工』的概念首次正式進入華人教會的詞彙裡。『福音預工』(pre- evangelism) 本由伊利諾州惠頓大學(Wheaton College, Illinois) 傳播學教授James F. Engel所提倡，建基於其市場營銷和消費者行為的研究，提出一套『屬靈決志模式』 (spiritual decision-making model)，以解釋傳教和決志的宗教行為，認為人接受基督並非一次過的事件，而是個漫長過程，先要經過很多預備功夫。
幾年之間，『福音預工』頓然成了教會領袖的『關鍵詞』，係咪都要嗡吓；一些不喜歡開口埋口講耶穌的信徒，也發現原來自己所做其他諸般事情，都未必跟傳福音無關，安撫了自己『不傳福音有禍了』的良心不安。
然而，一般人（甚至當年眾多『突破人』）所想當然的『福音預工』，甚或Engel所講的一套市場銷售式傳教，跟蘇恩佩心目中的，恐怕並不一樣。
蘇恩佩是位真正而且別具一格的基督徒文化工作者。她關心的，是文化、是土壤、是氣候，而非只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流涙撒種，把一個個『個人』推到信主的邊緣，待教會歡呼收割。
這幾十年來，香港本地和普世華人教會的主流，不是沒有談文化，卻是得把口，唔埋身（paying lip service without engaging），關心的是聚會人數、奉獻數目、擴堂；基督教傳播機構也玩同樣的遊戲，不斷強化堂會的『跑數』、『擴張』心態。文化在教會裡沒有市場， 即是不會有教會支持，不能令人包場和緊急奉獻的，不碰也罷。
一代接一代的文化盲（cultural illiterate）由此而生，基督教傳媒工作也不斷助長這種文化盲。於是，我們有愈來愈突出的堂會文化，愈來愈蓬勃的媒體工作，卻沒有真正進入文化之中的文化工作。
背景保守，取向前沿
蘇恩佩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香港長大，跟那時絕大部份本地華人基督徒一樣，承襲著甚為保守的信仰背景。只是她自小即流露對基層、貧窮人、弱勢群體的特別擁抱，對教會只管靠攏上層社會頗為厭惡。
那個年代，連最前衛的神學界都尚未『重新發現』上帝對弱者的特殊眷顧，恩佩前輩已經刻意選擇到荃灣教小學 —— 1957年的荃灣，是個位處邊陲的荒蕪鄉鎮，她說自己是『學習愛護一群貧窮和被人忽視的孩子，了解他們，幫助他們。而我自己也透過給予來享受生命的豐盛。』
1963年，蘇恩佩到美國讀書，選校抉擇也反映出他的保守背景。她一開始入讀神學立場非常保守的芝加哥慕迪聖經學院（Moody Bible Institute），一年後就轉到位於芝加哥近郊、溫和福音信仰的惠頓大學讀文學。從當時『只管天上的事』的慕迪，轉到會談文化、講神學、論世情的惠 頓，轉校其實標誌著學術和信仰視野的轉移。
六十年代的美國，是飽經越戰洗禮的時代，是嬉皮士反建制精神探索自我的時代；在宗教和神學上，是『神死神學』（God-is-Dead Theology）興起的時代，也是正視社會實況、擁抱神學學術的新福音信仰（New Evangelicalism）開始萌芽的時代。蘇恩佩適逢其會，在那個年代的美國大學校園，涉獵了好些宗師級的二十世紀神學家著作，包括當時絕大部份華 人信徒甚至不少神學生都未聽過的、連公認中文譯名都未有的Dietrich Bonhoeffer（潘霍華，蘇恩佩稱為 邦可法）和當時仍然在世的Paul Tillich（田立克）。
後來，蘇恩佩在台灣《校園》雜誌工作的時候，寫了一系列的文章，向中文讀者簡介這些現代神學家的思想，之後再把文章重新整理加工，結集成《基督教神 學思想簡介》（台北：校園，1971），是七八十年代眾多華人基督徒大學生的神學入門南針，在思潮洶湧的校園裡，讓學子知所定位。
八十年代伊始，恩佩前輩又把Richard Foster那套跟華人教會傳統大相徑庭的屬靈操練、和法國哲學兼社會學兼神學家Jacques Ellul的思想推介來香港。那時突破出版社一眾編輯同工，人手一冊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（1967），由她帶領每週分組閱讀，有如小組查經。他們可能是華人信徒之中最早有規模地閱讀Ellul的人。
因著華人教會主流的信仰傳統，不少信徒都在極保守的教會背景下成長，卻少有像蘇恩佩那樣，放開胸懷，涉獵各方不同的信仰思潮，開拓視野，天天在上主 面前戰戰兢兢的檢視自己所立之地，反而長年龜縮於一套經不起考驗的『背金句』信仰，抱著兒時主日學和青少年團契所學走天涯。若是教會領導人，攬著如此的信 仰氣質和視野，真箇殆害眾生。
正視桎梏，衝擊霸權
恩佩前輩離開世界之前那一年之內，在《突破》雜誌親自策動了兩個重量級的專題：『簡樸生活』和『婦女解放』。
提倡『簡樸生活』，實質上是對當時這個經濟瘋狂發展的城市提出異議，以温柔的語言，卑微的實踐，衝著當時日漸茁壯的年青中產階級之中某個圈子所鼓吹 的『逍遥放任的充裕生活』。當年『簡樸生活』在香港也曾引起過社會點點迴響，只是大眾着眼於經濟發展、物質享受，全民做著金融中心的千秋大夢，全面擁抱資 本主義社會那種消費、丢棄、再消費的金科玉律，面對『簡樸生活』這枝當頭的小棒，口講一會，噢真有意思，便敬而遠之。
及至蘇恩佩離世，『簡樸生活』失去了一個德高望重的embodiment和全力推進的箭頭，其他同代的突破人，也没有多少位掌握到『簡樸』的深遠含義。不消多久，這股走在時代前端的先知呼聲，就漸漸化作飛灰了。
社會價值單一化，消費主義對人的制宰奴役，令蘇恩佩深感不安；女性在社會和教會裡遭遇到的轄制和踐踏，更叫她憤怒。前輩的最後遺作是『婦女解放』， 擺明車馬衝著封閉保守的華人基督教群體而來，火力之猛烈，不在歷史現場裡閱讀根本難以領略，不過引起的暗湧明湧也不難想像，總之是耶穌出生那樣，搞到『全 城的人也都不安』，連『突破』團隊裡面某些男同工也都不安。
可幸前輩在這個專題推出之後不久就安息了，不用面對隨之而來的壓力；但也不幸她這麼早去，女性運動失去了一個非常獨特的、溫婉而堅毅的旗手。
血肉之軀，不是神話
恩佩前輩就是這樣，生命的最後一段路程，還是看準咱們社會和教會最痛之處，直插下去。語態溫婉，聲音微小，但是靜心細聽，或者像她一樣以敏銳心靈感受一下整個處境，就會領略到先知的火滾。
可別忘記，蘇恩佩只不過是個平凡的血肉之軀，跟我們性情一樣。只是我們都行動太快了，都說話太大聲了，想做成的事情太多了，自己的感受也太重要了，也就看不見眼前那明顯的，或者選擇不去理會那明顯的，就如社會的荒謬，教會的怪誕，還有上帝期望的公義憐憫。
—— 刊於 《時代論壇》1284期（2012年4月8日） – 該版本經編輯作過極少量字眼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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